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
引言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教育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与坚实基础[1][2]。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教育作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其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愈发凸显[1]。在此背景下，系统研究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政策定位：战略先导与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全局，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并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单独部分进行系统部署[3][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一重要论述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3][5]。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教育强国建设作出全面系统部署，明确了“到2027年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标志着我国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6][7]。该纲要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实现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稳居世界前列等具体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8]。
现实意义：成就与挑战并存的发展方位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正从教育大国阔步迈向教育强国[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教育强国指数全球排名第二十一位，较2022年上升2位，是2012年以来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彰显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显著成效[9]。
然而，对标世界教育强国标准，我国仍存在结构性差距。在教育投入方面，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3.12%，低于OECD国家4.9%的平均水平；在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上，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8%，而芬兰等北欧国家已超过90%[3]。这些数据揭示了我国在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教育质量提升等方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凸显了深化教育改革、探索中国特色教育强国建设路径的紧迫性。
研究框架：理论-实践-国际-政策的多维探索
本研究基于“政策定位—现实意义—研究框架”的逻辑展开，旨在构建教育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分析体系。后续章节将沿“理论基础—实践路径—国际比较—政策建议”的脉络深入探讨：在理论层面，解析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内涵与价值逻辑；在实践层面，梳理我国教育改革的典型经验与突出问题；在国际维度，比较不同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的模式特征与借鉴启示；在政策层面，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战略举措。通过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助力实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以西奥多·舒尔茨的经典框架为基础，核心在于揭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核心途径的经济价值，即通过系统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质量，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经济增长。该理论突破传统物质资本决定论，强调劳动者知识、技能、健康等无形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作用，认为教育投资具有显著的长期经济回报率，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战略投入。
从中国实践来看，人力资本存量的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已成为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基础。据统计，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46万人，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素质人才储备池；研究生教育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年度招生量达135.68万人，其中博士生17.11万人，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供给。这些数据印证了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同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论断，也凸显了教育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国际比较视角下，教育与科研的协同机制是提升人力资本转化效率的关键变量。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体系为例，其高校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比例长期保持在15%左右，通过“教学-科研-产业”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耦合。相比之下，中国高校在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科研成果转化率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需进一步强化教育体系与科技创新体系的协同设计，完善“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应用”的闭环机制，使人力资本存量优势更高效地转化为科技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动能。
综上，人力资本理论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既要持续扩大高质量教育供给，夯实人力资本存量基础；更要优化教育结构与科研体系的协同机制，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最终实现教育、人才、科技、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一理论框架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本质上是通过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战略路径探索。
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的教育支撑逻辑
创新驱动发展理论的教育支撑逻辑根植于“人才—科技—产业”的协同演进链条，其中教育作为人才供给的核心引擎，通过塑造人力资本质量、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引导产业技术变革，构成创新生态系统的底层支撑。从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的双重视角看，教育体系的结构优化与投入方向调整，直接决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能。
在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对接层面，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展现了教育支撑产业创新的典范路径。该模式通过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实现了技能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匹配，其中企业实训教师占比高达70%，确保教学内容直接对接生产一线技术标准与创新需求，这种“工学一体化”培养机制使德国制造业长期保持技术竞争力。相比之下，中国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深度上仍存在明显短板，2024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为16.85:1，师资力量不足导致实践教学课时占比难以提升，技能培养与产业技术迭代存在脱节，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
在基础研究与交叉学科支撑方面，教育投入结构直接影响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头供给能力。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4》数据显示，创新型国家普遍将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作为教育投入的战略重点，其高等教育阶段基础研究领域的经费占比平均达到18.7%，交叉学科专业设置覆盖率超过65%，这种投入结构为原始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针对这一国际经验，中国于2024年启动“基础学科突破计划”，重点加强数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与科研平台投入，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与脑科学、材料科学与环境工程等交叉学科的融合发展，旨在通过教育投入结构的优化，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源头创新支撑。
总体而言，教育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逻辑体现为“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产业赋能”的递进过程：通过职业教育体系的产教融合改革，解决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匹配问题；通过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投入强化，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二者协同作用，最终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教育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核心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构建了“思政引领—公平质量—协同发展”三位一体的独特理论框架，既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属性，又回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一框架将价值引领、质量提升与系统协同有机统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范式。
思政引领作为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强调教育的政治属性与价值导向，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实践中，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显性的思政课程中，更通过课程思政实现全学科渗透，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与道德修养。以济南学生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为例，其在“任务能力”维度取得全球首位的成绩，印证了立德树人理念在非认知能力培养中的实践成效——通过思政教育与日常教学的深度融合，学生在目标设定、计划执行、团队协作等关键能力上展现出显著优势，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了生动注脚。
公平质量构成理论框架的核心目标，反映了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基石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强调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提升质量，通过资源均衡配置、薄弱环节扶持（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乡村教育振兴）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型。这一辩证关系体现了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既通过公平保障教育的普惠性，又通过质量提升实现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二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
协同发展是理论框架的实施路径，突出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与整体性。该理论主张打破学校教育的封闭边界，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形成育人合力。在此方面，可借鉴芬兰“现象式教学”中价值观融入的经验——芬兰通过跨学科项目学习将民主、平等、包容等价值观自然渗透到教育过程，其社会协同模式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参考。中国需进一步强化思政教育与核心素养培养的深度结合，例如在课程设计中融入真实社会问题，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深化价值认知；同时完善社会资源参与机制，推动企业、社区、文化机构等成为思政教育的实践场域，使教育过程更贴近社会发展需求。
这一理论框架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教育传统中“立德树人”“有教无类”的思想精髓，又吸收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为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中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现状与成就
教育普及水平的显著提升
教育普及水平的提升是衡量教育强国建设成效的核心维度之一。本部分采用“规模—质量—公平”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中国教育普及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关键数据指标揭示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制度优势。
规模维度：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
在规模扩张方面，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持续攀升成为最显著标志。2012至2024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实现翻倍增长，这一数据不仅体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深刻转型，更反映了教育供给能力与社会需求的动态平衡。规模扩张的背后是教育资源投入的系统性增加，包括高校数量扩容、招生规模扩大以及在线教育等新型教育形态的补充，共同构建了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供给体系，为更多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质量维度：义务教育巩固率彰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效
义务教育阶段作为教育体系的基石，其巩固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的高位水平，这一指标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标准，充分印证了中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显著成效。质量提升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硬件设施的标准化配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实现“班班通”“校校有网络”，教学仪器设备配备达标率持续提升；二是师资队伍的均衡配置，通过“特岗计划”“教师轮岗交流”等政策，优质师资资源逐步向农村和薄弱地区流动，有效缩小了区域、城乡间的教育质量差距。
公平维度：普惠性政策推动教育机会全民共享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中国通过靶向施策持续推进教育机会均等化。在学前教育领域，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达到91.61%，这一数据意味着绝大多数适龄幼儿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接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有效缓解了“入园难、入园贵”问题。针对随迁子女这一特殊群体，国家建立了“两为主、两纳入”的入学保障机制（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享有同等入学机会，2024年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已超过85%，政策兜底效应显著。
国际比较：制度优势下的教育普及加速度
将中国教育普及成果置于国际坐标系中考察，更能凸显其制度优势。以高中阶段入学率为例，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为85%，而中国通过“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攻坚计划”，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的背景下，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普及，入学率持续高于OECD平均水平。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的治理体系，以及“精准施策、分类指导”的政策实施路径，形成了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良性互动。
| 教育阶段 | 核心指标 | 数据表现与政策意义 |
|---|---|---|
| 高等教育 | 毛入学率（2012-2024年） | 实现翻倍增长，标志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到来 |
| 义务教育 | 巩固率 | 稳定在95%以上，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效 |
| 学前教育 | 普惠性覆盖率 | 91.61%，彰显教育公平的起点保障力度 |
| 高中阶段教育 | 入学率（国际比较） | 高于OECD国家85%的平均水平，制度优势凸显 |
教育资源投入的持续增长
教育资源投入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其总量规模与结构配置直接关系到教育事业发展质量。从总量视角看，我国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虽达到3.12%，低于OECD国家平均4.9%的水平，但近年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增长趋势不仅体现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绝对数额增加，更反映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的扩大，为普及各级教育、提升教育机会公平性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投入结构层面，我国逐步形成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的多元投入机制，体现了精准施策的治理逻辑。例如，针对教育公平的关键领域，中央财政持续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通过差异化投入政策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间的资源差距。这种结构性调整既保障了教育投入的普惠性，又通过定向支持增强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向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
国际比较视角下，以芬兰为代表的教育强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达6.3%，其投入结构呈现出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高度倾斜的特征，这为我国优化教育投入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我国教育投入仍存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职业教育投入占比相对偏低等问题。未来需进一步调整投入结构，加大对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教育的保障力度，同时提升职业教育投入强度，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实现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精准的资源支撑。
教师队伍建设的质量突破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需从数量保障与质量提升双维度进行系统性评估。在数量保障层面，我国教师队伍规模已实现结构性优化，尽管整体生师比仍高于芬兰的13.67:1，但通过针对性的资源调配与结构调整，有效缓解了重点领域的师资短缺压力。其中，高等教育领域教师数量显著增长，截至最新统计已增至216.35万人，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提供了关键人力支撑，这种结构性调整不仅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也为不同教育阶段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师资基础。
在质量提升方面，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学历合格率已突破99.9%，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学历达标率持续保持高位，为教育教学质量的底线保障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双师型”教师占比稳步提升，成为支撑职业教育类型化改革的核心力量，这类教师兼具理论教学能力与实践指导经验，有效弥合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推动了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转型。
总体而言，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已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阶段性跨越，但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更高要求，仍需以国际先进经验为参照，在优化结构布局的基础上，聚焦教师实践能力与专业素养的系统性提升，构建更具竞争力的教师队伍发展生态。
教育强国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教育投入与结构优化不足
当前我国教育投入体系在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仍存在显著短板，可通过“总量—结构—效率”三维分析框架揭示深层矛盾。从总量维度看，教育投入规模与教育强国目标仍有差距，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需求。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多年保持在4%以上，但与OECD国家平均5.5%的投入水平相比，在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教育公平推进等核心任务上仍显不足，尤其在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保障等关键领域存在资金缺口。
教育投入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资源配置的失衡。一方面，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的过度依赖导致区域间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充足的财政实力可提供优质教育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则面临教育经费紧张、师资流失等问题，形成“马太效应”。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投入占比长期偏低，制约了技能型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衔接。数据显示，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比重不足10%，远低于德国（18%）、瑞士（22%）等制造业强国水平，导致职业院校实训设备更新滞后、“双师型”教师培养不足，难以支撑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投入效率问题则凸显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部分地区教育经费使用中存在行政成本挤占教学资源的现象，以四川省为例，其教育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性教育支出比例高达12.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导致直接用于教学活动、师资培训和设施改善的经费被压缩。OECD在《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4》中的研究表明，教育投入与产出的相关性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高度依赖资源配置机制的科学性——当行政成本占比超过8%时，生均教学经费每增加10%带来的学业成就提升幅度会下降40%。这一研究结果印证了我国当前教育经费管理中效率优化的紧迫性。
破解上述困境需构建动态投入保障机制与省级统筹管理体系。建议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需求变化相挂钩的动态投入调整公式，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稳定在4.5%以上，并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职业教育的倾斜力度。同时，强化省级政府对教育经费的统筹管理权，建立“教学经费占比不低于85%”的刚性约束，推行教育经费使用绩效评价与问责机制，确保资源真正流向教育教学核心领域。这一改革路径既符合OECD教育投入效率提升的国际经验，也能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源保障。
教育质量与公平的结构性矛盾
教育质量与公平的结构性矛盾是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面临的深层次挑战，集中表现为质量分化、机会不均与心理压力的三重交织。这种矛盾的形成既源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历史惯性，也受到社会评价体系与教育发展模式的深刻影响，需从多维视角进行系统性剖析。
在质量分化维度，优质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布构成矛盾的核心表征。优质师资、经费投入与硬件设施持续向经济发达地区、重点学校集中，形成“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校际差距”的层级化分化格局。例如，东部沿海省份重点中学的生均经费可达中西部普通学校的3-5倍，这种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导致教学质量、升学机会与学生发展空间的显著落差，进一步固化了教育结果的不平等。
机会不均则体现在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两大领域的结构性失衡。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全国尚有超过30%的县级行政区域未建立标准化特殊教育学校，导致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较普通儿童低12个百分点；职业教育则面临社会认同度低、招生规模受限的困境，其招生占比长期低于普通高中，2024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占比仅为41.3%，与普高的58.7%形成明显倒挂，这种教育路径选择的失衡，实质上限制了学生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
国际比较视角下，芬兰“低焦虑高表现”的教育模式提供了有益参照。芬兰通过资源配置的绝对均衡（教师无职称差异、学校标准化建设）与评价体系的去应试化（仅高中毕业考试，日常无排名），实现了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协同提升，其学生在PISA测试中不仅阅读、数学能力位居前列，创造力指标更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第一。这种模式印证了教育质量与公平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动态平衡。
缓解结构性矛盾需双轨并行：一方面通过优化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推进教师“县管校聘”轮岗机制实现资源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将综合素质、实践能力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弱化分数竞争导向，最终形成“质量公平—机会公平—心理平衡”的良性教育生态。
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性不足
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适配性缺口，其核心症结在于产教融合机制的不完善。这种脱节现象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维度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但共同制约了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演进。
从职业教育层面来看，企业参与度不足导致实践教学环节与产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主体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直接表现为实训设备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速度，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与岗位实际要求存在明显落差。这种“学校热、企业冷”的协同困境，使得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难以快速适应产业升级对技术能力的动态需求。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速度与新兴产业发展节奏不同步的问题尤为突出。以数字经济为例，其已占我国GDP的47%，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但相关高校的专业设置仍存在滞后性，传统学科占比过高、交叉学科建设缓慢，导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形成“产业急需与教育滞后”的结构性矛盾。
国际经验表明，企业深度参与是实现产教融合的关键。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企业承担70%的实训成本，通过“工学交替”将岗位需求直接嵌入人才培养过程，形成了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这一模式的成功在于其构建了法律保障、税收激励、成本共担的多元协同机制。
针对我国现状，亟需从制度层面突破适配性瓶颈：一是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责任与义务，将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实训投入挂钩，建立“教育贡献度”与“政策支持度”的联动机制；二是构建“教育—产业”需求预测预警系统，依托大数据分析产业人才需求变化趋势，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实现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机制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其落实需构建科学系统的实施路径与保障机制。当前教育实践中，应聚焦内容体系构建、育人载体创新与评价机制完善三个关键维度，形成闭环式落实体系，同时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确保思政引领贯穿教育全过程。
内容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课程融合
在内容建设层面，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各级各类课程体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通过学科课程思政化改造，挖掘不同学科蕴含的德育资源，如语文课程的文化自信培育、历史课程的家国情怀塑造、理科课程的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渗透等，形成覆盖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德育内容链条。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课程目标重构、教学内容优化与教学方法创新，使价值观教育自然融入知识传授过程，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育人载体：跨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融合
载体创新是提升立德树人实效的关键抓手。可借鉴芬兰“现象式教学”跨学科、生活化的特点，结合中国本土项目式学习的实践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育人模式。该模式以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复杂问题为导向，组织学生开展跨学科协作探究，如围绕“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主题设计项目，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价值认知、提升实践能力。这种教学融合突破了传统分科教学的局限，通过**“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循环，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内化道德规范、培养社会责任感，有效弥补了单纯理论说教的不足。
评价机制：多维立体的立德树人成效监测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保障立德树人落实的制度基础。应建立超越传统学业成绩的综合评价指标，将社会责任感、心理幸福感、协作能力等非学术素养纳入监测范围。参考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框架，可设置包括人际合作、责任担当、情绪管理等维度的评价工具，通过日常观察、情境测试、成长档案等多元方式，全面跟踪学生的价值观念发展与核心素养提升轨迹**。其中，中国学生在OECD测评中已展现出较强的协作能力优势**，这为构建具有国际视野又立足本土实际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利基础。通过定期监测与反馈改进机制，可动态优化立德树人实施策略,确保育人目标精准落地。
强化教育系统内部的思政引领力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保障。各级各类学校需将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课程思政实施能力,同时通过校园文化建设、管理服务优化等隐性途径,营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氛围。唯有将内容、载体、评价与协同机制有机统一,才能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理念转化为教育实践的生动成效,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点领域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石工程，需以“资源配置—质量提升—治理创新”为三维框架，系统破解城乡、区域、校际发展不平衡问题，构建公平与质量并重的教育生态。
资源配置：以督导评估破解发展失衡
通过建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制度，可从硬件配置、师资水平、经费投入等维度构建标准化发展指标体系，重点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当前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仍存在显著差异，如县域内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在生均教学设备值、骨干教师占比等指标上差距可达30%以上。督导评估需强化过程性监测，将资源均衡配置成效纳入地方政府教育履职评价，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倾斜，实现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保障的全域均衡。
质量提升：以制度创新激活内生动力
以上海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领先的实践经验为范本，其核心在于建立教师定期流动制度与教研协同机制。上海通过推行“区管校聘”改革，实现骨干教师跨校流动比例年均达15%以上，有效促进优质教学经验的辐射共享；同时构建“市级—区级—校级”三级教研网络，推动课程教学改革的系统性落地。此类制度创新可打破学校间的“资源壁垒”，促进教育质量从“点上优质”向“面上均衡”跃升，需在全国范围内结合区域实际优化推广。
治理创新：以动态调整应对人口变革
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降至954万，较2016年峰值下降40%以上，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对基础教育布局规划提出新要求。需建立“人口变动—教育需求—资源配置”联动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区域学龄人口波动趋势，优化学校空间布局：在人口流入区适度新建、改扩建学校，避免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在人口流出区推进小规模学校合并重组，防止教育资源闲置浪费。同时，结合生育政策调整与城镇化进程，前瞻性配置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资源，实现教育供给与人口发展的动态平衡。
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还需同步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在保障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赋予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激发基层教育创新活力。通过资源配置标准化、质量提升制度化、治理方式精细化的协同推进，方能构建起覆盖城乡、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提升
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提升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引擎，需以“学科—科研—人才”三位一体建设为核心框架，系统优化创新生态体系。在学科建设层面，优化学科布局是提升创新效能的基础工程，通过强化交叉学科建设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目标将交叉学科占比提升至15%，重点培育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交叉领域，形成多学科协同攻关的创新集群。这一布局既回应了科技革命对复合型知识体系的需求，也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提供了跨学科解决方案。
科研创新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强化高校在国家R&D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高校科研经费占全国研发投入的10%，但与创新型国家相比仍有提升空间。通过建立“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支持机制，鼓励高校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大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力度。同时，需改革科研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标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人才培养作为创新能力的根本支撑，需扩大基础学科招生规模，通过“强基计划”等专项工程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该计划聚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构建“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强化科研实践能力训练，为关键领域储备战略人才。此外，需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完善“引才—育才—用才”全周期支持政策，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华（归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国际经验表明，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提升创新效能的关键路径。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例，其通过“硅谷模式”实现了知识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衍生企业对地区GDP贡献超过3%。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协同创新平台，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产业研究院等实体，促进创新要素跨主体流动。中国高校需借鉴此类经验，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形成“创新—转化—产业—再创新”的闭环生态。
综上，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提升需通过学科结构优化夯实创新基础，以科研体制改革激活创新动能，靠人才培养质量筑牢创新根基，最终依托协同创新平台实现创新价值的最大化释放，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核心支撑。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强化
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类型教育，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构建“校企协同—标准建设—社会认同”三位一体的改革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需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标准统一为基础，以价值重塑为目标，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与社会吸引力。
在校企协同机制建设方面，应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法》的刚性约束经验，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定责任制度。具体而言，可通过立法明确年营业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企业须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将企业参与度与税收减免、项目审批等政策挂钩，形成“企业办学有义务、参与办学有激励”的良性机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成功实践表明，企业深度参与不仅能提供真实的职业场景训练，更能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其毕业生起薪与大学毕业生差距小于15%的显著成效，为我国校企协同育人提供了重要参考。
标准建设层面，需加快构建覆盖全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350种职业的技能标准框架，但需进一步强化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标准与产业升级、技术变革同步更新。通过建立“行业需求—标准开发—教学实施—质量评估”的闭环体系，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与市场需求高度匹配，从根本上解决技能人才供需错配问题。
社会认同的提升是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强化的关键突破口。应着力破除学历歧视的社会观念，建立技术技能人才与管理人才并行的职业发展通道。具体措施包括推动技术技能人才待遇与公务员职级对等化，完善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称贯通制度，以及在企事业单位招聘、晋升中明确技能水平的同等价值。只有当技术技能人才在薪酬待遇、职业尊严、发展空间上获得与学历型人才同等的社会认可，职业教育的类型价值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通过上述多维度改革的系统推进，职业教育将真正成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需构建“培养—引进—激励”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建设路径，通过多维度改革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与职业吸引力。
在培养环节，需以师范教育体系改革为核心，通过扩大优质师资供给基数夯实教师队伍建设基础。具体而言，应持续完善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培养机制，将年度招生规模稳定在1.5万人水平，这一举措既能保障基础教育阶段师资补充的稳定性，又能通过定向培养模式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适配度。通过系统化的师范教育课程改革与实践教学强化，确保师范生掌握先进教育理念与教学技能，为教师队伍专业化奠定人才基础。
在引进机制方面，需突破传统师资来源单一化局限，建立产业与教育协同育人的人才流动机制。重点推行“产业教授”制度，吸引企业技术骨干、行业专家等高层次实践人才进入教师队伍，弥补高校及职业院校在实践教学、前沿技术教学方面的短板。这类“双师型”教师的引入，不仅能将产业最新发展动态融入教学内容，还能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增强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
激励体系构建需兼顾物质保障与职业发展双重需求，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教师队伍成长环境。在待遇保障层面，应严格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的政策要求，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缩小区域、城乡教师收入差距。在职业发展层面，需建立以能力为导向、以业绩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将评价结果与职称晋升、培训机会、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形成“评价—反馈—发展”的专业成长闭环，激发教师提升专业素养的内生动力。
国际经验对比显示，教师队伍建设需平衡外部保障与内生激励的关系。德国通过将教师纳入公务员体系，提供终身职业保障与优厚福利待遇，显著提升了教师职业的社会吸引力；芬兰则赋予教师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选择上的高度自主权，通过信任机制激发教师的专业创造性。两国实践共同表明，教师职业尊严的保障是队伍稳定的关键，我国在推进教师队伍专业化过程中，应着力解决非教学负担过重问题。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教师年均约30%工作时间用于迎检、填表、会议等行政事务，严重挤占教学与专业发展时间。对此，需建立教学任务清单制度，严格控制非教学事务进校园，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简化行政流程，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切实为教师减负赋能。
通过系统推进培养模式创新、引才渠道拓宽、激励机制完善与职业环境优化，可构建起适应教育强国建设需求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完善教育治理体系与保障机制
教育治理体系与保障机制的完善是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制度基石与运行保障，需构建“制度—投入—技术”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框架，通过多维协同形成闭环支撑体系。这一框架既立足中国教育发展实际，又借鉴国际先进治理经验，旨在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确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制度保障层面，需以省级统筹为核心强化顶层设计，推动教育治理权责体系重构。通过落实“管办评分离”改革，明确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权责边界，形成权责清晰、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国际经验表明，独立的教育评估机构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如OECD成员国芬兰设立的教育评估中心，其独立于教育行政部门的运作模式，确保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与公信力，为政策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基于此，我国需进一步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强化督导结果在资源配置、政策调整和干部考核中的刚性运用，同时构建包括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通过协商对话机制提升决策科学性。
投入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聚焦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是支撑治理体系运行的物质基础，应通过立法形式确立教育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将GDP增长与教育投入增长的联动比例（GDP每增长1%，教育投入增长1.2%）制度化，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稳定在4%以上。同时，需优化投入结构，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建立基于绩效的经费分配机制，推动教育资源向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此外，应拓展社会投入渠道，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办学，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格局。
技术保障维度聚焦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为支撑，推动教育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创新。在教学层面，推广AI个性化学习系统，通过学习者画像分析实现精准教学资源推送；在实训领域，建设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突破时空限制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在治理层面，构建教育大数据平台，实现办学条件、教学质量、经费使用等数据的实时监测与动态预警，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技术赋能需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例如通过数字身份认证体系保障教育数据安全，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教育评估数据的不可篡改，提升治理透明度与公信力。
三者协同方面，制度设计为投入与技术应用提供规则指引，投入保障为技术落地与制度运行提供资源支撑，技术创新则为制度优化与投入效益提升提供工具手段。通过“制度—投入—技术”的深度耦合，形成相互促进、动态平衡的教育治理生态，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国际教育强国建设的经验借鉴
芬兰：以公平与质量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模式
芬兰基础教育体系以“公平优先、质量为本”为核心理念，构建了“公平优先—教师自主—少考多评”的特色发展模式，其成功经验对全球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公平优先：消除教育差距的制度设计
芬兰通过教师定期流动机制与资源均衡配置策略从根本上遏制教育不平等。教师每6年进行跨校轮换，确保优质师资在不同区域、不同学校间均衡分布，避免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特定学校。同时，政府通过标准化的学校建设投入、生均经费拨款制度，实现城乡、校际间硬件设施与办学条件的均等化，从源头上消除“择校热”的土壤。这种制度设计使芬兰学生的学业成绩差异主要源于个体能力而非学校资源，教育公平指数长期位居全球前列。
教师自主：高素质专业群体的赋能机制
芬兰教师队伍建设体现“高门槛准入”与“高专业自主”的双重特征。教师职业准入需满足硕士学历+实践考核的严格标准，师范教育强调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确保教师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在此基础上，教师被赋予充分的课程设计权与教学自主权，可根据学生认知特点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而非机械执行统一的教学大纲。这种“信任型”管理模式激发了教师的专业创造力，使课堂教学更具针对性与灵活性。
少考多评：形成性评价体系的实践创新
芬兰彻底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评价模式，取消全国统一考试，代之以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教师通过日常观察、项目作业、小组合作表现等多元方式持续追踪学生进步，关注学习过程中的能力发展而非单一分数。这种评价体系不仅减轻了学生的学业压力，更引导教育目标从“知识灌输”转向“核心素养培育”，如批判性思维、协作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芬兰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教师培养方面，可参考其“5年师范教育+1年临床实习”的培养模式，强化师范院校与中小学的协同育人机制，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在评价改革方面，可试点“无排名班级”制度，通过弱化分数竞争、强化过程性反馈，缓解学生学业焦虑，促进教育评价从“选拔性”向“发展性”转型。
需注意的是，教育模式的借鉴需结合本国国情，芬兰的成功与其人口规模、社会文化等背景密切相关，中国在吸收其经验时需进行本土化调适，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机制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作为全球产教融合的标杆模式，其核心竞争力源于“法规保障—企业主导—标准统一”的闭环运行机制。该体系通过法律明确权责边界、政策激励企业深度参与、联邦标准规范培养全流程，实现了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德国制造业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提供了人才支撑。
法规保障：构建制度刚性约束
《联邦职业教育法》作为双元制的法律基石，清晰界定了企业与职业学校的双主体职责。企业需承担学徒60%-70%的实践培训任务，包括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实训岗位、配备专职实训教师及承担部分培训成本；职业学校则负责理论教学，聚焦职业基础理论与通用能力培养。法律同时规定行业协会负责培训监督与质量认证，形成“立法—实施—监管”的完整闭环，从制度层面避免了企业参与的随意性和教育资源的碎片化。
企业主导：税收杠杆激活参与动力
企业深度参与是双元制的核心特征，其参与积极性主要源于税收激励政策。德国政府允许企业将学徒培训成本（含薪资、设备投入等）按一定比例抵扣企业所得税，部分联邦州还对中小企业提供额外培训补贴。这一政策使企业培训成本降低30%-50%，有效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度提升。针对中小企业单独培训能力不足的问题，德国建立跨企业培训中心（Übergreifende Ausbildungszentren），整合区域内企业资源提供共享实训服务，目前此类中心已覆盖全国90%以上的中小企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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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统一：联邦条例规范培养质量
联邦层面统一的《职业培训条例》（Ausbildungsordnungen）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该条例由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联合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制定，涵盖各职业的技能模块划分、课程大纲、考核标准等核心要素。例如，机械加工类职业被分解为“金属材料识别”“数控编程”等12个技能模块，每个模块均明确知识要求、操作规范及考核指标。这种标准化体系既确保了人才培养的一致性，又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行业资格互认提供了基础。
德国经验表明，产教融合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价值耦合。其核心启示在于：企业参与不是慈善行为，而是基于成本共担与利益共享的市场化选择，需通过法律确权、政策激励、标准规范三重机制，构建可持续的校企协同生态。
美国：研究型大学引领的创新生态体系
教育排名与国家经济地位存在显著相关性，发达国家通常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支撑其创新能力与经济竞争力[10]。美国作为全球教育强国，其研究型大学引领的创新生态体系构建经验，集中体现为“分类发展—科研激励—产学研协同”的三维架构，其中分类发展模式的差异化特征构成了体系运行的基础。
美国高校系统呈现清晰的分层定位特征：顶尖研究型大学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核心使命，区域型大学则侧重应用技术转化与地方经济服务。这种分类发展模式直接影响国际教育排名结果——US News（USN）与World Top 20（WT 20）因采用不同算法（如科研投入权重、教学质量指标、产业合作度等），对美国高校的排名结果差异显著[10]。例如，侧重科研指标的排名体系往往将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顶尖研究型大学置于前列，而强调教学成果与社会服务的排名则可能提升区域型大学的位置，这一现象揭示了分类发展对高等教育评价的深刻影响。
在科研激励机制方面，美国形成了联邦政府主导的多元投入体系与市场化收益分配机制的双重驱动。联邦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提供稳定科研资助，此类经费约占高校研发投入的30%；同时实施专利转化收益分成政策，允许教师享有30%-50%的专利收益，这种“政府引导+市场激励”模式有效激发了高校创新活力。产学研协同层面，“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发挥关键纽带作用，通过政府资助引导高校技术向中小企业转移，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转化机制。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核心结论
教育强国建设的本质是实现从教育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逻辑可凝练为“一个核心、三大支柱”的发展框架。一个核心即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全过程，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创新能力与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三大支柱包括：以教育体系现代化为基础，构建覆盖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完善政府、学校、社会协同治理机制；以国际竞争力提升为目标，增强教育的全球影响力与话语权。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但仍面临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不足、教育质量公平矛盾突出、产业适配性待提升等结构性挑战，亟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质变[14]。
二、政策建议
（一）强化教育资源保障，夯实强国建设基础
教育投入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建议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投入长效机制，确保203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5%，重点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倾斜[14]。同时，优化教育经费分配结构，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城乡教育差距，保障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和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为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提供坚实支撑。
（二）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筑牢人才培养根基
基础教育是教育体系的基石。需以县域为单位全面推进优质均衡发展，确保2027年实现县域全覆盖目标，重点解决“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巩固“双减”成果，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6]。此外，借鉴OECD关于数字技能培养的建议，将数字素养教育融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从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批判性思维与数字创新能力[11]。
（三）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增强产业适配能力
针对我国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需构建中国特色“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强化政府引导与企业主体作用，目标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比例达50%。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机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引导企业投入实训基地建设；优化职业教育资源布局，推动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和“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完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通道，构建“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贯通培养体系[12]。
（四）实施教师队伍“卓越计划”，强化师资支撑能力
教师队伍质量直接决定教育质量。建议实施以教育家精神为核心的“卓越计划”，目标到2030年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95%。具体路径包括：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教育家精神培育纳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改革教师准入与考核机制，吸引高水平人才从教；完善教师待遇保障体系，建立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挂钩的薪酬增长机制；优化教师资源配置，通过“银龄讲学”“教师轮岗”等制度促进优质师资均衡流动[6]。
（五）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教育开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需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构建全方位教育开放新格局：一方面，降低国际优秀人才流入门槛，引进一批国际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办学；另一方面，扩大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目标到2035年留学生规模达150万人，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教育规则、标准与理念的国际传播，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13]。
三、实施保障
教育强国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需坚持“优先发展”战略不动摇，统筹处理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各级党委和政府需将教育强国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督导考核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的合力；打破传统思维定式，鼓励教育理念、制度与模式创新，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3]。只有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久久为功，才能确保如期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